首先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可能因为过于严苛的限薪，使得金融人才流动到其他行业，降低了本行业的竞争力。

也许，当时香港的大房地产企业睹得比内地人更清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需要进步，需要文明 ，就应该从让消费者有选择消费的余地做起。

新加坡是世界上住房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居民住房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至于说经济适用房是剥夺了现今纳税人的利益，那就请先弄清楚国发[1998]23号文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后，再来下结论吧。国发[1998]23号文件在1998年7月端出，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房改文件不是单纯为了房改。1998年时，6146万平方米空置商品住宅连同空置商业用房办公楼，压占了资金6000亿，压占资金等于1995年全国国有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相当于1997年国家财政收入的69％。港英政府时期的土地制度，就是这么回事。

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在中国无法实现现在，很有人推崇新加坡的住房制度。2000年伴随上海住房商品化全面铺开，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就此销声匿迹（《上海市房地产市场》2003）。卖不动则农民收入下降。

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业应该是第一国策。整个国民经济高涨才解决了卖粮难的问题。到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算，中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怎么开展水利工程?我们的思路是国家投资的任何项目都要搞以工代赈。

需求弹性下降反映农产品卖不动绝对不是农业结构调整能够解决的问题。农民工回流引起城里的低质粮需求下降，于是又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

接着，受到粮食抢购的刺激，中原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大量生产早籼稻，一哄而上，很快就又积压了。进入 温铁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农业 。具体到创造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首先是要加快城镇化。邓小平南巡带动了开发区建设。

如果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改革，就给予资金支持，否则就不给投资。现在的问题是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各种金融、销售等所谓服务的政府部门垄断力量太强，垄断转化为各种名目的收费，所以这些部门的固定投资最后还是转化为农业成本，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才能稳定农村，稳定农业。并且，一方面土地的要素投入不仅不可能增加，考虑到人口增加、城镇占地，沙化和荒漠化等因素，土地实际上正在不断地减少。

1979-1982年粮食价格调整，提价刺激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在农业生产中，土地不能增，劳动力即使边际收益下降到0以下也得继续投入而不可能被替代，因为没有非农就业的可能，最稀缺的资金要素进不来，因为任何资本投入增加都导致成本上推，我们的主要农产品地板价格(成本)已经高于天花板(国际市场)。

我们插过队的人都知道，这一数字至少要再加30%的。有人试图借鉴韩国在经济起飞时候大量工人到中东等地打工的经验走国家组织劳务出口之路，但试问，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仅农村就有4-5亿的庞大的过剩劳动力队伍呢?因此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劳务出口可以解决的概念。

我们在1996-1997年开始研究农民工回流。把过剩的轻工业品、过剩的粮食调到水利工地上去。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民、农村、农业。这样才能调整中国严重的人与资源的不平衡关系。其中农业生产只需要大约1亿多，所以绝对过剩的劳动力有4-5亿。城镇化不是要扩充政府，不是要投资养政府，政府越养越大，越养越肥，越养越扩张。

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人消费，于是出现存储爆满，粮食压价，导致农民1985年调整7000万亩粮田，粮食产量掉下来500多亿斤。中国其实是一个小农国家。

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比如在中国台湾省的一些合作社，政府投资一般占股达到40-50%，政府投资之后不允许拿走利润，因为政府投资占股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防止合作组织蜕化为私有组织。

这次调整的确是市场的作用，是农民的自发调整，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由于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民主是财产关系清晰的经济主体分享权利的制度安排，因此产权清晰条件下的农村直接选举才能够导致政治民主制度，而且会让这种制度服务于对财产主体及其经济利益的保护和调节。

农业的商品化水平提高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又使农村消费第一次达到60%以上，并且大幅度拉动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黄金增长。我们用1亿劳动力维持传统农业的生产，1亿劳动力从事乡镇企业。假如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明确的财产权利，没有独立支配自己的产品并和别人平等地交换的权利，假如电力、化肥、农药、金融、科技服务等都不在农民手里，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一个村民选举就能够调动村民积极性，让农民拥护我们的各项政策呢?农村基层选举中还要注意到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谁出这笔钱?相当多的地方为了走这种过程，增加了一大笔开支。于是小农经济便天然地是一种保守的东西，一种非市场的东西。

然后政府规模空前扩张，七局八局下去，虎狼一样向农民要钱，弄得这些镇子纷纷衰落。有了水修路，沿路设镇，四川村、安徽村、河南村就都建立起来了。

城市人口平均一人一天消费7两粮食，那么这4600万农民工的粮食需求约相当于2亿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回顾历次经济对策，基本上属于被动的打补丁。

在这一时期，由于有三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一是大规模提价使得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上升105%，二是落实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三是宏观治理整顿紧缩到位。按有劳动能力人口计算，农村有6亿多劳动力。

然而在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区域差别大的条件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立即源源不断地涌入，仍然能够使沿海企业的月工资水平维持在200、300元左右，低水平制造业靠血汗工资制保证最低成本来维持竞争力。尽可能在战略调整上注重以新的资源开发带动人口的移动。西部5亿亩的耕地如何开发?只能依靠汉族几千年形成的过熟的农业耕作方式。

而且在没有明晰的财产权利的条件下，人们可能会为了获得财产权利参加选举，那么得到的就不是普遍而平等的财产权利，可能会孳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各省纷纷封锁本地市场，地方封锁导致中央大进口。

近年来，农业服务费用上升了22%，年均增长9%，这正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这些是有利可图的领域，如果不允许农民进入这些领域，那么农业就是彻底地无利可图了。

这是当时各个政府垄断部门操纵农产品市场的结果。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搞出口导向的发展，与发展中人口小国情况不同。